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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助教生涯

徐忠仁

(原中文系教师,现居厦门)

大学毕业那年,我刚好二十岁。

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当一名老师,因为当时的江西大学中文专业,培养的大多是机关干部和报社记者,当老师的寥寥无几。大学实习的时候也一直是做社会调查和新闻采访。临近毕业时 家里还托人找了关系,想去赣东北报社。所以当时接到上饶师专的报到证时,心里茫然一片,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一脸懵逼。后来才知道,是因为毕业成绩比较好,师专直接去江大要的人。

那一年夏天,天气特别闷热。报到第二天,系领导安排我工作,做八三级新生的班主任,那一届新生招了一百六十多人,一问才知道,师专中文系是全国专科院校规模最大的,没有之一。我所在的二班有六十二名新生,翻开他们档案一看,吓了一跳,有三名年龄比我还大,其他的大部分和我不相上下,想到新学期要带领这么多大孩子,大热天的也难免出一身冷汗。不过没几天,好消息来了,领导给我配备了一位正班主任,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这里要提一下,配置正副班主任是师专领导层的一大发明,事实证明是行之有效的。与我搭档的是蒋有经老师,师大七七级毕业,小个、秃顶,鬓角和后脑勺稀稀拉拉的留了些许头发,但脸上及其光滑。从认识他到现在,大约是三十六岁到六十三岁这个阶段吧,相貌都没有发生过明显变化,年轻时看起来老成,年纪大了看起来又特别精神。蒋老师不但课上得好,做班主任也很有一套,做着做着后来就做了系主任,后来又做了学校教务长。此是后话,不提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,师专的条件还比较差,我们新分来的老师大部分与学生混居一栋楼,好像是四栋吧,嘈杂的很。所以写个教案备个课什么的就跑到斜对面的文科教学楼,那里的办公室还算宽敞明亮,也颇为安静。还有一个喜欢跑教学楼的原因,就是学校的播音室也设在教学楼二楼,两个女播音员不但声音甜美圆润,长得也各有特点,风格迥异。身材高挑的叫黄训美,笑容可掬的叫栾江丽。训美老师比较高冷,有点令人难以接近。我们几个(印象中是吴平华、张晓松、肖国飞等几个文科老师)就趁训美老师不在的时候,跑进广播室神侃。江丽老师长着椭圆形的脸蛋,眉心上有一颗痣,脸上整天挂着微笑,有点像电影里的印度姑娘,她不但为人热情,还做得一手好馄饨。我们几个就带一些酒菜,在她哪里吹嘘聊天。聊天的主题可谓五花八门,比如说当聊到有位老革命家曾自豪地对孙子说:你爷爷在战争年代十八岁就当了团长。我就和吴平华张晓松说,以后我们也可以和孙辈吹牛:你爷爷二十岁就当大学老师了,团长率领的是兵兵卒卒,我们带领的可是未来的老师和中学校长啊。说完,大家就充满豪情的干上一杯,江丽老师呢,就在一旁应景的笑,顺手还给大家续上一点酒。

每每在聊到开怀的时候,会跑进来一个三四岁的小朋友,那是王维汉老师的孩子,当时条件所限,比我们早一年分来的周平远、王维汉两位老师还住在教学楼,并且还带着孩子。到了晚上,教学楼的走道才是小朋友玩耍的场所。王老师的孩子叫王立,正是撒娇的年龄,他跑进来就一头扎进江丽阿姨的怀里,要抱抱。而那时候差不多就到了我们微醺的时刻,就一个劲的羡慕王立,打趣地说:王立还是你好啊,可以随意在江丽阿姨的怀里撒欢,呵呵呵,说笑间,酒意渐退,便各自开心的散了。

由于蒋有经老师工作忙,开学后不久,班主任事务基本上由我来承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班级工作也逐渐有了起色,都是同龄人,光靠威严和讲大道理是行不通的。有一次在开班会的时候我就说:我是你们班主任,又是你们老师,学业上肯定比你们强。咱们立个规矩,除了学业,别的方面,比如打球啊、唱歌啊、打牌啊,或者这么说吧,喝酒、掰手腕也行,只要你哪一项比我强,就可以违规一次。看官们,说这个话是要有底气的,那是偶像派和实力派的综合体现哦,而且非常管用。后来有一个叫王福林的学生,下棋赢了我,哈哈,他那个得意劲啊,比考了全班第一还开心。

除了当班主任,学校还安排我上八一级毕业班的专业课,是“西方文学史”。当时老师少,上的是大课,四个班分两拨,一拨一百多人,黑压压一片。毕业班里还有两位我的高中同学,我七九年考上大学以后,他们多补习了两年,并考上了师专,昔日的同窗变成了师生关系,一见面就是拥抱啊寒暄啊,还互捶一顿老拳,这种缘分,岂是五百年前的一次回眸可以换来的?

 第一节课就上得有点尴尬,由于经验不足,准备了五十分钟的内容半个小时就讲完了。怎么办呢?踌躇间忽然灵机一动,我说第一次上课,还有点时间,不如点个名吧,也好相互认识一下。专业课一般很少点名的,要点名也是上课前,但无论如何,一百多号人点完名,时间也耗得差不多了,确实起也到了相互认识的效果,关键是:不但巧妙的掩盖了课时不足的窘态,还顺便抓到了几个逃课的。

后来大概认为我课上得还不错,系里让我又开了“文艺理论”课,有幸和当年师专女性们的偶像周平远老师一起并肩作战,当然还有脸型长得极像前国家领导人的幽默小子付慧敏。和他们共事使自己受益匪浅,教学上也渐入佳境。记得有一次系里上公开课,不知道什么原因,安排在了晚上,本来晚上上课学生就不乐意。更要命的是那天正好赶上学校放电影。那个年代师专是没有电影院的,放的都是露天电影,而且对于地处茅家岭乡下师生们来说,那岂止是一场视觉盛宴?在这种情景下上课,难度可想而知。但毕竟经过了精心的准备,毕竟有周老师的悉心指导作坚强后盾,把学生们的心硬是从远处隐隐约约的电影对白中拉了回来,并取得了预期的教学效果。此后不久,还获得了“首届上饶师专优秀青年教师教学成果奖”。

在师专,还有过两次从“商”的经历。一次是和物理系的曹春老师一起种香菇,在离学校三四里地的一个军营里,租了几间闲置的营房,还聘请了一个姓熊的技术员。原本是想种植一些平菇、金针菇之类的,既能改善生活,又可以增加一点收入,熊技术员却极力主张种植猴头菇,说这个才值钱,效益大。结果,猴头菇是种出来了,但产量低得可怜,忙活了一阵子,上百个菌种袋,只长出了不到三斤菇,三一三十一,各人分回去,只是多了一道下酒菜,项目最后无疾而终。说起曹春老师,他既是我的球友也是我的酒友,当年的公体课老师里面,只有我们两位是入选过校篮球队的,和其他体育专业的老师一起征战过上饶市的甲级联赛,并数次获得冠军。每当傍晚时分,我和他还有团委的韩顺任、保卫科的鲁琦等几个,便和体育系的师生们在球场上打得难解难分,异常激烈。还不断引来学生们围观喝彩,一场球下来,那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意犹未尽,什么叫做酣畅淋漓。说到酒友,曹春老师也是最合适的,因为无论是喝一个小时,三个小时,或者是半天,最后剩下的一定是我们两个。诸位,不好意思又提到酒,我是文科出身,记得大学里的一位写作老师说过:“酒是物质的诗,诗是精神的酒。”从此我就记住了这两句话,爱上了诗也爱上了酒。搬到13栋以后,还和当时的图书馆副馆长汪继南老师(也是一位老文中)特意分享了这两句话。他那时是个文弱书生,只会琴棋书画,切磋了几次后,也慢慢爱上了这“物质的诗”。这不,在往后的应酬接客中,他居然也敢举起大杯了。在师专,酒的故事太多,既有在广播室里和风细雨式的小酌,也有在13栋十几个年轻助教同干一壶酒的豪饮(注:塑料壶,20斤)。因为酒,会跑到学校后门外印刷厂边上的农地里摘菜,因为酒,也会跑到校外水田里去抓无人看管的水鸭。。。。趣事糗事,不一而足。一晃三十年了,正是:时间说走就走,只有故事在酒里停留。

第二次从“商”是和历史系的张晓松老师一起合开了一个书屋,出租小说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大陆兴起了武侠小说热。学校离市里远,图书馆又没有此类的书。我和晓松老师就跑到市里的旧书摊上,低价收购了两百多册金庸、古龙、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。当时六栋的医务室刚刚搬到了九栋,有几间空置的旧房,我们就打扫了其中的一间,简单布置一下,书店就开张啦。不到半天,两百多套书全部租了出去,一本每天五毛,一算一天一百多。相当于我们个人一个月的工资啊,当时两个人心里就暗暗窃喜,这样下去,岂不发财了?然而好景不长,没过几天,有人找我们谈话了,因为当时学生都比较拮据,借书没有给押金,都是把借书证或者学生证押我们这了,这明显是不合适的。然后各自的系领导也出来说话了,说有负面影响。最终,书店存活了二十多天,夭折了。不过后来算了算,除掉买书成本,一人还是赚了大几百块,相当于几个月工资,抛开正确与否,算是一次生意上体验吧,也为自己最后下海经商作了铺垫。

后来,师专的这帮年轻人相继结婚生子,我也不例外。妻子是八三中(二)班的学生,这也算是当班主任的另一个收获吧。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份,儿子“小屁股”出生了,当然这是他的小名。我清楚的记得,当时两天之内师专诞生了三个小孩,分别是图书馆柯冬云老师的女儿、化学系徐刚老师的儿子以及我的小孩,可见当年师专的人气之旺。巧合的是,三个孩子都是六斤六两。我当时还开玩笑说,师专的伙食很均衡啊,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营养都是一样一样的。在我眼里,师专的孩子个个都很出色。因为学校毕竟集聚了赣东北地区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,七七年恢复高考以后,也把上饶地区的各类学术专家招进校园,在这种氛围中成长的孩子大多比较优秀(篇幅所限,这里不一一列举了)。我的孩子也不例外,记得他六个多月就会喊爸爸了,八个多月开始走路(因为个太小,走起来屁股一扭一扭的,所以大家亲切地叫他“小屁股”)。一岁多就把一副扑克牌认的一张不差,更令人费解的是,KQJ四色十二张牌,把整张牌蒙住只露出一厘米见方的图案,他也知道是哪一张和什么花色,这至今仍然是一个谜。有一天政教系的李禄香老师特意登门求教,问这是什么特异功能,我们也是一脸的茫然。到了两岁多的时候,背个唐诗算个百以内的加减法对他来说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,在师专,他算是小有名气,很多小朋友看到我就说:这是“小屁股”爸爸,呵呵,父凭子贵,借此成名。

 一九九二年,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激励了一大批有志青年下海经商、自主创业,在评到讲师职称后的第二个月,我只身来到了美丽的海滨城市厦门,开始了弃文从商的新历程。记得当时我是年轻老师里面第一个下海试水的,个中滋味,就不罗列了。不久后,举家一起搬迁到了这座南方城市,“小屁股”继续优秀着,对了,他的大名叫徐幻。小学三年级直接跳入五年级,到了中学,数次获得全国奥赛金奖,高考时以厦门市第二名的成绩进入清华。重点要说的是,大学期间,儿子在生活和学习上受到了郑晓明、张颖夫妇的悉心照顾,郑张两位老师原来和我一起住在13栋的助教楼,我住三楼,晓明老师住二楼,抬头不见低头见。后来郑晓明老师考研考博毕业后到了清华,成了清华大学的一名教授。孩子在高校期间能得到他们的照应与指点,自然受益多多。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,想不到师专那份纯真而浓厚的情谊,在万众瞩目的清华园内得到了延续和升华,真的是既出乎意料之外,又倍感温馨和欣慰。不免令人感叹,情这东西,一旦播种下去了,谁也猜不到会开出怎样的绚丽之花。

一气呵成写到这,竟有点唏嘘。毕竟自己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师专度过的,记忆中,珍藏了太多的人物和故事,刻骨铭心、无以言表。脑子里时不时的会浮现出当时的景物:教学楼啊、篮球场啊、宿舍楼啊,甚至是教工食堂等等,当然,还有那帮在一起同事过的老哥们,你们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,有的已经离开学校,有的还一直在坚守中。此时此刻,我坐在窗前,不远处,大海在缓缓的涨潮,一浪高过一浪,恍惚间,耳边突然响起了王勃的诗句:

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。

20183月于厦门

 

作者: 徐忠仁 | 信息来源: | 发布日期:2018-03-25 | 浏览次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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